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一般存在三种态度：一种是全盘否定；一种是以现代科学来说明中国文化之高深，如鲁讯所说的，“风水，是合于地理学的，门阀，是合于优生学的，炼丹是合于化学的；”还有一种则是希图对其进行改造而使之取代西方主流文化，如新儒学之类。初读何祚庥院士的《从元气学说到粒子物理》（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是很容易将其归入第二类的。作者在用了四分之一的篇幅介绍中国古老的元气学说，用了仅十来页纸简短地考察了元气学说与现代物理的关系之后就总结道：
“总之，中国的元气学说不仅在理论上与现代物理学的场伦相通，而且在历史的延续上也是现代物理学场论的滥觞。”（p62）
假如本书到此为止，一定能鼓起一班国学爱好者胸中的自豪。有人立刻会大作推论：21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21世纪科学腾飞之翼必当向中国传统科学文化去找寻，如此等等。然而，作者接下来从物质观的角度冷静客观地考察了整个物理学发展的历史。在这条历史的长河中，我们看到了古希腊的德谟克利特，英国的牛顿和法拉第，美国的爱因斯坦，唯独没有看到中国的孔子，难免使国学爱好者们大失所望。然而，这就是事实。
在我看来，这本通俗的有关认识史的小册子，其意义不在于向我们证明了中国的元气学说真的对场的观念的形成有重要的影响，也不在于论述了唯物辩证法“能缩短人们认识事物的过程”，而在于向人们展示了一种对科学、哲学（包括中国哲学）及其相互关系的实事求是的冷静态度，以及在其指导下的物理学理论历史透析的独特视角。
对科学与哲学孰优孰劣，自“科玄论战”以来就一直未有定论。“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分离成两个专业团体，相互之间对对方的工作知之甚少，并且缺乏谅解”（柯伍德）。这种19世纪逐渐形成的风气，对中国亦有影响。为了消除这种对立，有人出来写“哲学有什么用”的小册子，有人写论文批驳反科学主义思潮。其结果是虽使二者有了并存的理由却仍虎视眈眈。真正使科学与哲学握手言和的则是一批自然辩论法研究者。然而由于这些人大多没有深入从事过自然科学的研究实践，所以只能抽象地论述一些科学与哲学的相互关系而无法达到使二者相通的境界。同时，一些论者缺乏实证精神，不自觉地充当了某些伪科学的鼓吹者。认识到这一点，就不难看出何祚庥院士的《从元气学说到粒子物理》的价值和意义。
首先，该书虽然认为元气学说是现代量子场伦的滥觞，却并没有进一步夸大其作用和影响，更没有因此而吹嘘起中国传统文化。作者清醒地指出：
“在我们讨论了元气学说对近现代物理学作出的许多贡献后，还不能不看到在中国哲学里有一种常见的情况，那就是在中国古代哲学著作里，荒唐的胡说和伟大的猜测常常同时并有，这就需要作一番沙里淘金的工作。”
“中国古代的哲学中，的确存在大量的‘沙’，把‘沙’当作‘金’来加以推崇，那就是宣扬封建迷信了。”（P182）
这种冷静、客观的态度对许多借传统文化之名，行伪科学之实的人来说，不啻当头棒喝。
其次，作者在考察物理学发展史的过程中固然肯定了哲学思维的启发作用，却更多地展现了科学的实证精神。“在科学地认识事物的过程中，起着决定作用的并不是自然观，而是要依赖于观察和实验。”（P64）“门捷列夫的发现也说明在科学的发现、发明中，科学实验起着关键作用。没有19世纪化学家们对原子量所作的测量，就没有周期律；没有此后的化学家们做进一步的试验和测量，就没有周期律的最后证实。”（P69－70）“然而为波动说奠定基础的却是实验：光通过障碍物的绕射的实验、光波的干涉实验等等。”（P88）书中不止一次地指出了，“‘伟大的猜测’如果没有严密的科学为基础，那么就只能是‘渺小的胡说’。”（P183）这无异于在特别缺乏实证观念的中国树起了一面驱魔降妖的大旗。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作者在拷问物质是连续的还是不连续的这一独特视角下，以从事过多年的理论物理研究实践为依托，将整个物理学史从原子论到量子场论，用富有哲理的语言进行了简单明快的表述，在揭示人类心智不断运用辩证思维探索未知事物的同时，较好地完成了科学与哲学在历史上的统一。这时，我们脑子里已没有物理、哲学这些概念，我们读到的只是一部人类认识自然的探险史。
当然，本书也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如按照作者的表述，我们并不能排除莱布尼兹是在“流动以太学说”形成后才开始研究中国哲学并以流动以太说解释中国元气学说的可能。而这一点恰恰是作者论说元气学说是否真的影响到近代场论的关键。又如，在人类认识史中是否只有辩证思维才有用，其他思维方式有没有其历史贡献，这都是值得探讨的。但不管怎样，何祚庥院士这本书的出版为物理学史的写法提供了一种新的范式，在科学与哲学之间架起了一座新的桥梁，这是值得庆贺的。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一般存在三种态度：一种是全盘否定；一种是以现代科学来说明中国文化之高深，如鲁讯所说的，“风水，是合于地理学的，门阀，是合于优生学的，炼丹是合于化学的；”还有一种则是希图对其进行改造而使之取代西方主流文化，如新儒学之类。初读何祚庥院士的《从元气学说到粒子物理》（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是很容易将其归入第二类的。作者在用了四分之一的篇幅介绍中国古老的元气学说，用了仅十来页纸简短地考察了元气学说与现代物理的关系之后就总结道：
“总之，中国的元气学说不仅在理论上与现代物理学的场伦相通，而且在历史的延续上也是现代物理学场论的滥觞。”（p62）
假如本书到此为止，一定能鼓起一班国学爱好者胸中的自豪。有人立刻会大作推论：21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21世纪科学腾飞之翼必当向中国传统科学文化去找寻，如此等等。然而，作者接下来从物质观的角度冷静客观地考察了整个物理学发展的历史。在这条历史的长河中，我们看到了古希腊的德谟克利特，英国的牛顿和法拉第，美国的爱因斯坦，唯独没有看到中国的孔子，难免使国学爱好者们大失所望。然而，这就是事实。
在我看来，这本通俗的有关认识史的小册子，其意义不在于向我们证明了中国的元气学说真的对场的观念的形成有重要的影响，也不在于论述了唯物辩证法“能缩短人们认识事物的过程”，而在于向人们展示了一种对科学、哲学（包括中国哲学）及其相互关系的实事求是的冷静态度，以及在其指导下的物理学理论历史透析的独特视角。
对科学与哲学孰优孰劣，自“科玄论战”以来就一直未有定论。“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分离成两个专业团体，相互之间对对方的工作知之甚少，并且缺乏谅解”（柯伍德）。这种19世纪逐渐形成的风气，对中国亦有影响。为了消除这种对立，有人出来写“哲学有什么用”的小册子，有人写论文批驳反科学主义思潮。其结果是虽使二者有了并存的理由却仍虎视眈眈。真正使科学与哲学握手言和的则是一批自然辩论法研究者。然而由于这些人大多没有深入从事过自然科学的研究实践，所以只能抽象地论述一些科学与哲学的相互关系而无法达到使二者相通的境界。同时，一些论者缺乏实证精神，不自觉地充当了某些伪科学的鼓吹者。认识到这一点，就不难看出何祚庥院士的《从元气学说到粒子物理》的价值和意义。
首先，该书虽然认为元气学说是现代量子场伦的滥觞，却并没有进一步夸大其作用和影响，更没有因此而吹嘘起中国传统文化。作者清醒地指出：
“在我们讨论了元气学说对近现代物理学作出的许多贡献后，还不能不看到在中国哲学里有一种常见的情况，那就是在中国古代哲学著作里，荒唐的胡说和伟大的猜测常常同时并有，这就需要作一番沙里淘金的工作。”
“中国古代的哲学中，的确存在大量的‘沙’，把‘沙’当作‘金’来加以推崇，那就是宣扬封建迷信了。”（P182）
这种冷静、客观的态度对许多借传统文化之名，行伪科学之实的人来说，不啻当头棒喝。
其次，作者在考察物理学发展史的过程中固然肯定了哲学思维的启发作用，却更多地展现了科学的实证精神。“在科学地认识事物的过程中，起着决定作用的并不是自然观，而是要依赖于观察和实验。”（P64）“门捷列夫的发现也说明在科学的发现、发明中，科学实验起着关键作用。没有19世纪化学家们对原子量所作的测量，就没有周期律；没有此后的化学家们做进一步的试验和测量，就没有周期律的最后证实。”（P69－70）“然而为波动说奠定基础的却是实验：光通过障碍物的绕射的实验、光波的干涉实验等等。”（P88）书中不止一次地指出了，“‘伟大的猜测’如果没有严密的科学为基础，那么就只能是‘渺小的胡说’。”（P183）这无异于在特别缺乏实证观念的中国树起了一面驱魔降妖的大旗。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作者在拷问物质是连续的还是不连续的这一独特视角下，以从事过多年的理论物理研究实践为依托，将整个物理学史从原子论到量子场论，用富有哲理的语言进行了简单明快的表述，在揭示人类心智不断运用辩证思维探索未知事物的同时，较好地完成了科学与哲学在历史上的统一。这时，我们脑子里已没有物理、哲学这些概念，我们读到的只是一部人类认识自然的探险史。
当然，本书也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如按照作者的表述，我们并不能排除莱布尼兹是在“流动以太学说”形成后才开始研究中国哲学并以流动以太说解释中国元气学说的可能。而这一点恰恰是作者论说元气学说是否真的影响到近代场论的关键。又如，在人类认识史中是否只有辩证思维才有用，其他思维方式有没有其历史贡献，这都是值得探讨的。但不管怎样，何祚庥院士这本书的出版为物理学史的写法提供了一种新的范式，在科学与哲学之间架起了一座新的桥梁，这是值得庆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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